美国文学与世界：太孤立，太隔绝

马修·威尔金斯 / 美国康奈尔大学信息科学学院

陈大龙（译） /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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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作家很恋家吗？他们是否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美国自己的事情和环境上？在自我关注的程度上，美国文学整体上与其他国家的文学有区别吗？考察1850年至2009年间出版的100,000多册美国、英国和其他英语小说中所使用地理词汇的分布情况，正是要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解决相关的民族文学身份问题。主要发现有四点：美国文学始终比英国文学更关注国内情况；然而，美国文学也非常关注全球其他地方；美国和英国小说关注点的变化，同样都是由政治和其他国际冲突驱动的；在所考察的美国小说所有子类中，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变得更加国际化的，只有获奖项提名的图书这一个子类，而这一事实或可解释为什么读者产生了那种无根据的看法，即美国文学发生了类似的整体转变。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美国文学　语料库　美国特征　全球转向　国内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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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底，就在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让-马里·勒克莱齐奥）颁发前不久，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贺拉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解释了美国获奖者少的原因。他认为，美国“太孤立，太隔绝。他们翻译得不够，没有真正参与到文学的大对话中。这种忽视会抑制文学的发展。”[1]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公众对恩达尔这一评论的反应多是愤愤不平，这也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整个争论很激烈，但持续时间很短。这一评论现在偶尔仍会被引来说明所谓的瑞典学院的失败或美国文学的狭隘这些相关的观点。不过，它对文学的学术研究影响并不明显。[2]

而在同一历史时期，也就是大约十年前，在21世纪初的几年，美国文学研究界也在处理相关问题。耶鲁大学的宋惠慈（Wai Chee Dimock）教授在她出版于2006年的、颇具影响力的《穿越其他大陆》（Through Other Continents）中写到：“长久以来，美国文学一直被视为独立的世界，自成一体，不受自己国家之外的时间和地理因素的影响，也不在这方面提出任何智性要求。”[3]恩达尔惊人地呼应了宋惠慈的说法，但他们分析的对象不同。宋惠慈描述的是美国文学的接受和分析，而非其内容。她的观点是，美国文学的国际参与度长期以来一直高于自麦西生（F.O.Matthiessen）、萨克文·伯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或新批评的批评传统所承认的程度，这些传统都强调美国写作独特的美国特征。

将美国文学生产重新定位为具有全球性特征，在这方面宋惠慈并非孤例。一年后，卡罗琳·莱凡德（Caroline Levander）和罗伯特·S.莱文的文集《半球美国研究》（Hemispheric American Studies）出版并被广泛引用；又两年后，雷切尔·亚当斯（Rachel Adams）的《大陆分界》（Continental Divides）将美国小说重新设想为从根本上是整合的北美文学文化的一部分。[4]2010年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书籍，考察了美国文学直接参与更广阔世界的历史起伏。这更贴近恩达尔提出的问题——即美国文学文本内容的全球性，而非它们的批评接受。这些研究发现，最近的“全球转向”发生的时间范围，跨越了里根政府早期（保罗·贾尔斯[Paul Giles]将较新的小说[newer fiction]与革命时代的“发展不充分”的国家边界联系起来），到1990年代中期（保罗·杰伊[Paul Jay]），到新千年（卡伦·伊尔[Caren Irr]特别处理了“地缘政治”小说），再到“9·11”（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5]

几无疑问的是，无论长期以来是什么历史性地决定了对美国文学的民族主义批评，也无论这种批评有什么价值，在21世纪面向全球的学术研究兴起，这是很受欢迎和富有成果的发展方向。尽管并非所有这些研究都是要暗含回应恩达尔带有文化沙文主义性质的论断，但这些研究几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出了，美国文学集体力图平衡国内和国际的这一问题。因此，如果能够评估美国文学对国内和国外的关注度，并将之与其他国家文学对国内和国外的关注度进行比较，追踪这两个方面的历史变化，再测量出美国精英文本和大众文本的注意力投入在全球分布上的差异，并衡量以读者为中心和以作家为中心构建的国家文学模型之间的差异，那将是非常有益的。接下来，我们试图在这些方面找出新的证据，并提供一个解释框架，通过这个框架，这些证据可与现有的批评整合起来。

我们的发现主要有四点：

1.美国文学偏爱美国空间。与英国作家和英国出版的书籍相比，美国作家和美国出版的书籍在地理上对国内地点的关注度要高得多。

2.美国小说具有明显的国际性。尽管美国小说中对国内的关注程度很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很稳定，但仍有相当一部分（30%—40%）的美国文学关注点指向美国以外的地方。

3.政治很重要。国外地点的分布会非常显著地对政治冲突做出反应，发生变化，特别是对战争、对抗和去殖民化斗争反应明显。

4.文学奖项的文化（稍有）不同。只有在二战后获得重要文学奖提名的美国小说中，我们才观察到了一种持续的转变，即注意力投向更加国际化。这有助于解释某些文学圈的（错误）感觉，即美国小说在战后整体上变得更加国际化了。

衡量文学地理关注

文学研究缺少单一、明显、广泛认同、能一致适用的标准，来评估文本对全球性事件的关注或投入。因此，即使是表面上直截了当的案例，也容易引起至少是一些不同的意见。这虽然有益于批评性辩论，但如此一来，要在长时间跨度和大量书籍（也就是文学文化）中衡量其国际性的变化，就变得复杂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文本特征，它可以为恩达尔所称的“孤立”提供一个可计算的、连贯性的（即使必然是不完美的）指标。地名，就是一个这样的特征：一旦确定一个地名，并将其与地理信息相关联，就有可能衡量文本的注意力在地理上分配给某个特定国家国内和国外的比例。对许多不同来源的书籍重复进行这一操作，其结果就能衡量文学—文化国际性。

近年来，文学地理学的定量分析已经很成熟了。[6]包括本研究在内，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人员都使用命名实体识别（Named Entity Recognition，简称NER）算法来识别所给文本中提及地理空间位置的单词标记，然后在地名词典中查找位置参考，找出关于它们以层次化方式组织的地理信息（例如，“特拉法加广场”是指位于英国英格兰伦敦的一个特定经纬度的区域，有一个特定的空间范围）。某种形式的纠错通常是必要的，这样可以识别出NER阶段所犯的错误，并解决地理信息上的歧义。[7]其结果是将文本解释还原为其直接所指的具体地理位置，并将这些位置嵌入已知的（通常是静态的）地缘政治边界矩阵中。[8]

一个分析实例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和其他学者已经详细讨论了这种方法的可供性（affordance）和局限。[9]但用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来检验其结果，可能仍会有所帮助。考虑一下托马斯·品钦的短篇小说《拍卖第四十九批》（Thomas Pynchon, The Crying of Lot 49, 1966）。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其注意力在地理上是如何分配的呢？这是一本美国书籍，以美国为背景——确切地说，是加利福尼亚，再具体一些，是该州的南、北两部分之间。它的主要场景，北部的“松林中的基尼烈”（Kinneret-Among-The-Pines）、南部的圣纳西索（San Narciso）都是虚构的。尽管很难把它们放在地图上，它们的区域关联却是足够清晰的。

尽管该书的背景（差不多）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国内，但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却比这广。在前期的一个重要场景中，奥迪帕（Oedipa）回忆起她与皮尔斯·英弗拉里蒂（Pierce Inverarity）在马萨特兰（Mazatlán）的时光，在那里她看到了雷梅迪奥斯·巴罗（Remedios Varo）的一幅具有象征意义的画《信使的悲剧》（The Courier’s Tragedy）——嵌入的“十分糟糕的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复仇戏”，其情节叙述得非常详细，它的文本状态消耗了许多奥迪帕的调查——穿越了西欧和中欧，并可能源自梵蒂冈图书馆。文本对特里斯特罗（Tristero）、图尔恩（Thurn）和塔克西斯（Taxis）系统的欧洲渊源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奥迪帕的精神病医生、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的前纳粹实习生希拉里乌斯医生（Dr. Hilarious）则提供了另一种与欧洲的联系。彼得·平圭德协会（The Peter Pinguid Society）致力于抵制当时苏联的影响，麦克·法洛皮恩（Mike Fallopian）通过一场小规模的、发生在19世纪的与俄罗斯的海军冲突讲述了其成立的故事。妄想狂乐队（The Paranoids）迷恋披头士乐队，迷恋伦敦，迷恋整个英国的流行文化。律师梅茨格（Metzger）出演了一部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潜艇战的电影。内法斯蒂斯（Nefastis）则激起了对中国的兴趣。

文本确实关注了美国以外的事情，这并没有消除品钦小说的美国性。但它们确实表明了为这种美国性建立框架和这种美国性发生转变的一些方式：它是小写的西方，反映了加利福尼亚在战后的文化崛起，但对欧洲的历史和冲突投入了很多，几乎没有提及美国东海岸或南半球，而这两个地方在品钦的另外两部作品《V.》和《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我们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捕捉到了读者对小说中地理问题的这种感觉？请看结果。我们发现，在1966年利平科特（Lippincott）出版社的第一版中，共提到189个地点。其中，173处可以与单一的国家相联系，而这173处中的112处（64.7%）严格定位于美国境内（非国家和超国家的地点，如“太平洋”或“欧洲”，不包括在我们计算的国内比例中，因为它们的情况往往是模糊的；如果我们把它们包括在非美国国内地点内，此处和后文中报告的美国国内比例会低几个百分点）。在这112个国内地点中，65个（58%）在加州。我们没把基尼烈和圣纳西索算进去（在NER阶段，它们被匹配为地点，但就如同普通的虚构地点一样，在地理定位阶段被排除），它们在小说中共出现了20次；如果保留它们，那么全部的国内地点比例将上升到69.8%，加州的比例将上升到66.7%。在非美国地点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英国（9次）、意大利（9次）、比利时（6次）、墨西哥（6次）、德国（5次）和梵蒂冈城（5次）。所有这些都是被正确地识别和地理定位的，只有一个例外是“Beaconsfield”（这是一个在小说中被提过两次的香烟品牌，在我们的数据中被错误地算作英国的同名城镇）。

在美国国内地点的使用率方面，《拍卖第四十九批》接近美国的平均水平，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它在西欧地点的使用上大体也是典型的。当然，尽管细节上有不同，但品钦的书是一个例子，能够说明如果一部美国小说被测量为约65%的所涉地点是美国国内的，这对读者来说可能是什么感觉。这够好吗？在某种直觉层面上，《拍卖第四十九批》真的是65%涉及美国国内的作品吗？一本书，在地理名称使用上测量结果显示65%为国内地点，那么，用同样的、凭印象的尺度衡量时，它是否真的大约三分之二地点涉及国内？我不确定这个问题是否能够得到一般性的回答，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测量方法显然比一阶设定（first-order setting）捕捉到的更多。

尽管有上述问题，该方法仍提供了一个一般的、可靠的环境设定指示，即在超过96%的情况下，最频繁出现的那个国家与人工标注的主要的国家设定是一致的，而在更具体的州或省一级，一致的比例也超过了92%。在《拍卖第四十九批》中，这一点尤其明显：美国地点的出现频率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十倍以上，而加利福尼亚的地点（即使没有基尼烈和圣纳西索）也以类似的幅度超过了纽约。因此，该方法对虚构的地点（经常伴随着附近的非虚构地点）和个别的地理编码错误（出现频率低的通常比出现频率高的更难发现）一般是鲁棒的。由于这些原因，该方法不太可能无法捕捉到一个国家总体文学产出的一般地理意义，即使能想象到有时候它可能会错过或误解个别文本的重要细节。

语料库

为了比较长期内小说中的国际性，我们收集了13个英语语料库，这些语料库的总体情况请见表1。这些内容涵盖了1850年至2009年期间出版的英国和美国小说。为了便于比较，按获得文艺批评上的成功和市场销售上的成功情况以及国家来源的不同定义，对它们进行了细分。最大的语料库是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中那些涵盖了相应时间段内的所有小说产出的语料库。根据国家来源的工作定义不同，这些语料库（被标记为“Hathi XX”）的规模在6,400到91,500册之间。“赖特”（Wright）和“芝加哥”（Chicago）语料库分别包括1851—1875年和1880—1990年间出版的（仅仅是）美国小说代表作，规模相当。其余的语料集合规模较小，每个集合包括数百本畅销书、获得美国文学奖提名的作品、获得著名期刊评论的作品或英国著名作家的作品。

表1 语料库的基本情况[10]

在这些语料库中，有若干不同的有关国家来源的定义，但每个语料库中只适用其中一个定义。畅销书和获得评论的书的名单，以及大型的Hathi US和Hathi GB集合，都是根据图书行业的地理信息来定义的，也就是说，根据图书出版、收藏或评论的国家来定义。Hathi PR和PS，以及Wright、Chicago和Prominent British语料库，是由书目编纂者确定的每本书作者的国籍来定义的，而不考虑图书是在哪里出版的。[11]美国获奖提名语料库则横跨这两种标准，但更接近于后者（基于作者），因为许多美国奖项只对美国作者开放。使用这些不同的国家来源定义——有些以作者为基础，有些以接受和市场为基础——使本研究得以间接地检验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国际关注差异。

各个语料库在范围、档案来源、市场定位和历史覆盖面等方面有所不同，这也使得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了解各国文学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尽管如此，没有任何视角是完全重合的，也没有任何档案是完备的。特别要注意的是，主要基于Hathi的档案（和其他许多基于图书馆的档案）具有两个特点。首先，这些语料库是由美国和英国历史上的出版业还有大学和研究型图书馆的藏书实践所决定的，而Hathi的书目正来自于此。那些从未正式出版的书籍，或由不太知名的或非学术性的出版社发行的书籍，在Hathi数字图书馆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不成比例地影响了（并还将继续影响）边缘化群体成员的写作，以及属于地位较低文体的书籍，如传奇故事和侦探小说。

（横坐标：出版年份；纵坐标：本国作者比例）

图1 随机抽样的Hathi小说书目中（册数n=941）中，作者国籍与出版国相匹配的比例与出版年代的函数关系，使用局部加权回归（LOWESS）拟合。[12]数据标记点的面积表示采样的册数。（紫色点线对应出版地为美国，粉色点线对应出版地为英国）

第二，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改变，主要出版商的国际活动范围也在改变。特别是，如图1所示，在1850—2009年期间，以出版地点作为作者国籍的预测因素，其特征并不稳定。在英国出版并被Hathi数字化的图书是由英国作者撰写的可能性，跟在美国出版的图书是由美国作者撰写的可能性两者相比，前者几乎总是比后者大。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Hathi中的国内作者比例在考察期开始时（即19世纪中期）是最高的，在20世纪中期时是最低的，而在最近几十年中又有所回升。这种影响非常强烈，以至于客观地说，在Hathi语料库中，某些时期以出版地点成为作者国籍的替代指标并不好，但是出版地点可能仍然是读者群或文学市场构成的一个有用指标。

美国作者恋家吗？

构成Wright、Chicago和Hathi PS这三个语料库的图书，其作者是由学者、书志学家或图书馆管理员判断为美国人的。这三个语料库合在一起的时间跨度为1851—2009年，三者之间有一定的重叠。因此，它们既提供了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初美国文学国际性的概况，也提供了将多种来源和多种档案的结果关联起来的机会。图2描述了这些语料库中所提及的地名落在当今美国疆域内（即2019年的美国边界）的平均比例，按出版年份分组。

（横坐标：出版年份；纵坐标：国内地点所占比例）

图2 在三个基于作者的美国语料库中，所提及的地名位于美国国内的比例。数据进行了线性拟合；数值为按年统计的平均值；数据标记点的面积表示采样的册数。

图2的数据表明，美国作者偏爱国内地点，在提及的所有只与某一国家相关的地点中，美国国内的地点始终占60%—65%左右。这些数据还表明，在任何一个语料库中，长期以来都没有明显偏离这一平均水平的迹象。另外，尽管这些语料是由不同的人在60多年的时间里从不同的来源汇编而成，也没有显示出它们对国内的地理关注水平有任何明显的不一致（对来自Hathi PS语料库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的结果呈现上升的斜率，这在数学上是准确的，但在概念上却是存在误导的，因为1980年之前的底层数据匮乏）。这个结果很重要，它开始回答这一问题：美国作家是否对美国境内的地方给予了大量关注。答案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确实如此。

（横坐标：出版年份；纵坐标：国内地点所占比例）

图3 1850—2009年期间，三个基于作者的美国语料库中对美国国内的关注度与美国占全球GDP份额（US GDP share）的比较。GDP标记点的大小代表了全球经济的相对规模，逐年统计。[13]

这一结果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其150多年来对国内的关注非常稳定。考虑到美国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全球地位的变化，这种稳定性尤其值得注意。很难想象有什么完全令人满意的办法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本文的目的当然也不是要这样做。但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就看到了，1850年至2009年期间，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的变化程度远远大于美国作家对美国以外地区的关注度的变化程度，如图3所示。[14]可以观察到，以数年或十年为跨度，美国文化的大量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美国作家的平均国际关注度似乎并不属于这些发生巨大变化的特征。

（横坐标：出版年份；纵坐标：国内地点所占比例）

图4 基于作者的美国与英国小说语料库中的对国内关注度，以及Hathi PR（英国）语料库中对美国的关注度与Hathi PS（美国）语料库中对英国的关注度。

对国内地点一贯地高度关注，这是否是美国小说独一无二的现象？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上述结果与英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对国内的关注比例进行比较。[15]图4在图2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基于作者的英国语料库。Hathi PR类似于Hathi PS，它是一个大型的、倾向于当代的、按作者国籍被归类为英国小说的集合。从埃文斯（Evans）和威尔金斯（Wilkens）那里得到的Prominent British语料库规模较小，涵盖的是1880年至1940年这一时期，而且仅限于被列入少数文学选集和指南的、明显具有经典特征的小说作家们。

英国作者（红色标记）提到国内地点的平均比率低于他们的美国同行（蓝色），英国语料库显示出有意义的历时变化，而美国语料库则没有。现代主义时期较重要的英国作品，相较于美国图书馆收集的更广泛的英国小说，更倾向于国内，但这两组作品中所提到的地点都有一半以上是英国以外的（比较红色和绿色的数据系列可见）。这整个时期内，英国作家关注的英国地点的比例逐渐降低，而关注的美国地点的比例逐渐提高，这个变化是有噪但稳定的。这记录了在这一时期内，英国本身在全球的地位下降和美国的崛起，尤其是在20世纪初以后。但是，美国作者虽然没有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国内地点上（他们对在美国的关注度一开始时就很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但在1900年之后，他们使用的英国地点占所有地点的比例（黄色标记）减少了，到20世纪中叶，下降到了远低于10%。

来自基于作者的国别语料库的数据表明，英国和美国作家一直将其文学地理注意力的很大一部分投到本国境内的地方。这种影响在美国作家中更为强烈和持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作家使用的英国地点越来越少，而美国作家在美国地点方面则没有这种减少的趋势（尽管他们今天使用的英国地点也比1850年时明显减少）。文学地理上的国内关注度，虽然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正确水平，但英国的情况表明，这一水平是可能变化的，因此，美国小说在地理上的惯性并不是所有国家文学的必然特征。

读者不同吗？

如果说美国作家似乎都是很恋家，或者，至少这么说，一些未明的因素使得美国小说中产生了一种基本一致的、相对较高的国内关注度，那么，美国读者也是如此吗？在缺乏关于读者情况和接受的历史模式的详细、大规模信息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16]但关于读者可以获得什么书籍和一些读者选择阅读什么书籍，我们能够轻易地获得两个明确的替代指标：图书馆的藏书记录和历史上的畅销书名单。

（横坐标：出版年份；纵坐标：国内地点所占比例）

图5 基于作者和图书馆的语料库中的国内关注度（图中淡紫色的点线对应Hathi语料库中在美国出版的书籍，粉色的点线对应Hathi语料库中在英国出版的书籍）

图书馆作为一个群体，其馆藏是图书馆员认为他们的主顾（patrons）会觉得有用的书籍。[17]虽然在一大批主要以研究为导向的图书馆150多年的采购实践中，对“主顾”和“有用”的定义差异很大，要用它们代表全部的文学产出和消费并不完美，但图书馆藏书，（正是出于前述原因）再加上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中的书籍，就构成了从1850年至今读者可以获得的文学作品的一个具广泛基础的版本。

图5在上述基于作者的数据集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新的、非常大的、基于图书馆的语料库。这两个数据集被标记为Hathi GB和Hathi US，这两个字母表示Hathi中的小说是在哪个国家出版的，而不考虑其作者的国籍。

我们要重申的是，这些语料库的构成必然经过了美国国内图书馆采购行为的过滤，而不能直接反映每个国家的出版产出。但是，正要请大家注意，如果从读者可获得的图书而不是本国作者生产的作品的角度来考虑，国内关注度比率会是多么不同。英美两国中，英国的情况比较明了：在国内地点的使用率上，按出版地点确定的英国文学作品低于严格意义上的英国作家的书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下降趋势是类似的。

而美国的情况则更复杂，或许也更有趣。总体来说，与基于作者的美国语料库不同，基于出版地的语料库定位在国内的较少，但在20世纪随着时间推移，它呈现出对美国国内更多关注的趋势。如果说美国作者或多或少一贯地偏爱美国国内的地方，那么美国的出版和图书馆藏书则表现出更大的地域差异，部分原因是他们出版和收藏的作者的国籍构成在不断变化（见图1）。即使如此，在这些数据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小说最近向广泛的国际性转变。如果有什么转变的话，那就是在过去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美国出版的小说至少比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国内。如果像恩达尔这样的观察（当代美国小说“太孤立，太隔绝”）是为了涵盖整个美国出版业的发展（这绝非确定的阐释），那么它能在这里找到最好的支持。

但是，也许学者、评论家和普通读者在谈论“美国小说”时，所指并不尽相同。也许他们不太关心整个文学生产，而更关心他们（和像他们一样的人）所读的少数几本书，因为长期以来，文学生产的作品数量太多，任何一个读者都无法全部掌握。虽然大型图书馆的藏书有助于描述文学市场的形态，但用它们代表读者群，这个指标的代表性相对较弱，因为读者群通常被少数畅销书或“重要”书目所支配。[18]为了评估在主流读者阅读的文本中，对国内的关注度是更多还是更少，我们可以研究美国和英国畅销书的数据，如图6所示。

（横坐标：出版年份；纵坐标：国内地点所占比例）

图6 畅销书和基于出版地的语料库中图书的对国内关注度

图6中的畅销书数据，无论看还是评估，都有点棘手，因为它们太少了：涵盖1850年至1949年这100年期间的“早期美国畅销书”（Bestsellers US Early）语料库中，只有188册书（每年不到2册）；“美国战后畅销书”（Bestsellers US Postwar）语料库（1950—1999）中有367册；Bestsellers GB语料库（1852—1944）中有150册。由于这些语料库很小，结果是有噪的。噪声反过来又使美国语料库之间在1950年出现的明显的不连续变得复杂。这个断裂更多的是视觉感知的问题，而非数学上的确定性；通过数据得出的加权最小二乘法拟合，其真实水平和趋势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样说并没有什么问题：注意力的国内分布上，美国和英国的畅销书，与较大的、基于作者和图书馆的语料库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这些畅销书与基于作者的语料库（Hathi PR和Hathi PS，未包括在图6中）最为接近：美国的国内关注度持平或略有上升，英国的国内关注度份额则稳步下降。

另外，请注意，由不同定义的英国语料库（畅销书、现代主义时代的杰出作家、图书馆员认定的英国作家和英国出版图书）数据所得到结果，具有一致性（见图7）。这支持了以下假设：所观察到的美国和英国对国内关注度的差异并非主要由Hathi图书馆的收藏实践导致的。说得更明白一点：如果担心美国图书馆收集的英国书籍不能正确地代表英国小说（因为美国图书馆员不能进入部分英国图书市场，或者因为美国读者喜欢某类稀奇古怪的英国写作，或者出于其他原因），那么，畅销书和重要作家作品数据库的结果与基于Hathi的数据库结果非常相似这一事实应该能让我们放心，至少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是这样。

（横坐标：出版年份；纵坐标：国内地点所占比例）

图7 四个英国语料库中的对国内关注度，显示出水平和趋势的广泛趋同。

严肃文学的情况是否不同？

看来，在书籍对国内地点的关注方面，英美两国的作者、读者和出版商确实存在差异。他们的差异在不同的规模和时期都保持了下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今天的差异比过去更大，甚至大得多。这些结果支持了恩达尔美国小说相对狭隘的主张。它们也间接支持了宋惠慈的论点，即美国文学批评仍然有过度关注国内的倾向，因为美国小说中的国际关注程度虽然低于英国，但仍然很高。这削弱了某些批评家和读者的论点，即近几十年来，全球参与的美国小说作为一种主导形式正在崛起或复兴。

然而，至少还有一种情况对学者、批评家和文学界知识分子来说非常重要，却没有在目前所提供的数据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显然，在此我指的是“严肃的”（或“重要的”或“文学的”，或用一个过时的词——“高雅的”）文学。当恩达尔说美国作家“没有真正参与文学的大对话”时，几乎可以肯定他不是指美国作家的作品在美国以外没有被广泛阅读，也不是指J.K.罗琳没有美国读者。他的意思是，美国小说（或美国文学文化）在高端声望上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其特点是其书籍和其国内读者多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作为一个系统，对非美国参与者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准入门槛。

为了评估国内和国际注意力在高声望小说中的表现，我们需要对声望下工作定义，这些定义要能跨越几十年，适用于大西洋两岸。[19]有两个被广泛使用的定义可供候选：（特定）文学奖的提名和较重要的文学期刊的评论。后者原则上比前者更广（因为被评论的书比被奖项提名的书多），但这两个标准都是围绕着文学界的一小部分人中的稀缺资源（奖金、版面）分配的，这些人在具有地位意识的参与者中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图8显示了英国和美国获得评论或重要奖项提名的小说对国内关注度随时间的变化。虽然体量不大，数据也有噪音，但图中的趋势是有提示性的。1950年以前英国较重要的期刊上评论的小说与英国小说整体上的表现相似（与图7比较）；它在水平和趋势上最接近基于作者的Hathi PR大型语料库。同样，同一时期在美国重要期刊上发表的小说，其地域关注的分配方式与美国小说的整体情况大致相同，而且可能最接近美国畅销书的表现。

（横坐标：出版年份；纵坐标：国内地点所占比例）

图8 美国和英国较重要的书籍中的在文学上对国内的关注度

最后，正是这组获得美国奖项提名的战后书籍表明，为什么恩达尔关于当代美国小说的沙文主义的评论，让那么多对美国文学文化有研究的观察家感到不可思议。在这一单个的美国语料库中，我们确实发现了对国际关注度的持续上升。[20]

如果我们特别关注的书籍属于由国内文学奖组织的声望系统，而且如果我们只强调观察到的国际性水平的变化，而不强调绝对水平，那么看起来在新千年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小说明显变得不以美国为中心了。[21]这一趋势与美国以外的知名度较高的奖项的国际转向相一致，最引人注目的是布克奖，它一直是学术界和民众广泛评论的对象。[22]

但是，美国获得奖项提名的文学作品，尽管在战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国际化，但与其他作品相比，也从来没有明显的国际化。即便在美国国内，也是如此。在1980年至2000年期间，美国出版的书籍中，其对国内关注度的平均比例低于除了Hathi PS语料库（仅限美国作者的作品）以外每一个语料库中的获奖作品。而与此同时，英国语料库在这20年中对国内关注度的平均比例从未超过30%。

简而言之，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在美国写作、阅读、评论和扬名的书籍中，对国内关注度相对较高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恩达尔断言今天没有（或很少有）美国作家以重要的方式参与国际主题或关注，这几乎肯定是错误的；而宋惠慈认为2000年左右的美国文学批评对全球联系具有更高的认识，这肯定是正确的：毕竟，根据对“美国的”的多种定义，美国小说中提到的地点大约有三分之一在美国之外。但是，美国书籍确实偏爱美国的地点，而且其水平已被证明对历史变化具有明显的抵抗力。

具体关注点确实发生了变化

尽管美国文学一直偏爱国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国际注意力的具体分布也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英国文学情况亦然。观察这些差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按年份绘制出所提及的地点落在几个大国境内的比例，如图9所示。

如前所述，每个语料库的九幅图中最右下方的那幅都再现了相应数据集里文学作品对美国的关注比例。较前图，图9增加了对美国和英国以外的一些国家的关注度，这些国家在前文中则均被归为“外国”或“非本国”。

图9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几个西欧国家的关注度显著下降，包括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这些国家在该时间段早期占据了重要的叙述空间。第二，20世纪下半叶，对日本和中国的关注度看起来有些许上升。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年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二战的主要参与国的关注度有明显的增加，尽管这种增加是有噪的、不稳定的。这种潜在的、与冲突有关的重新分配，在英国的语料库中比在美国的语料库中更明显。

（横坐标：出版年份，纵坐标：关注度比例）

图9 在两个基于市场的大型语料库中，文学作品对九个国家的关注度，按年份划分。上图数据源为Hathi US语料库，下图数据源为Hathi GB语料库。（两图中九个国家的顺序相同，第一行从左至右分别为中国、德国、法国；第二行从左至右分别为英国、印度、意大利；第三行从左至右分别为、日本、俄罗斯[俄国]美国）

图9中呈现出的这种关注度在地理上的变化，与20世纪文学地理学的常规观点是否符合，目前尚不清楚。之前的研究发现，战争的地理位置与文学注意力的变化有关联，特别是在美国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是如此。当然也有丰富的批评传统来研究冲突、暴力和创伤的文学影响。[23]但是，由于传统批评方法的局限性，要从一个个单一文本的地理信息中归纳出国家文学的总体特征是很难的。而关注点部分地从西欧国家的地点明显向日本和中国转移，亦有相同的问题：根据20世纪文学发展的许多理论，这种变化似是合理，但以前从未有规模数据的证明。

文学注意力在地理上重新分配的细节

尽管在这些所选的国家层面上20世纪文学注意力分配发生变化是很重要的，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印象性的，而且导致这种变化发生的具体地理结构尚未澄清。例如，对意大利关注的减少，可能是由于对该国的总体上提及减少，抑或是由于其境内的一个或多个具体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占据的叙述空间减少造成的。除了具体性与总体性的问题之外，还存在着绝对值较小而变化比例大（比如，对印度地点的关注翻倍）与绝对值较大而变化比例小之间的权衡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分别为1900—1945年和1946—2009年）以及柏林墙倒塌前后（分别为1945—1989年和1990—2009年）关于国家和个别地点关注度变化的两种统计量。第一个是科恩d值（Cohen’s d），这是一种效应量。它计算了两组数据（即前期和后期，每10万字中特定地点或国家分别出现的次数）的平均值相差多少个标准差。第二种是韦尔奇t检验（Welch’s t），这是一种假设检验。它衡量的是真平均数相同的总体偶然产生观察到的平均数差异的似然性。这两个测试一起使用，有助于评估每个20世纪语料库中在地点使用上差异的重要性（从批评角度而言）和显著性（从统计角度而言）。

首先是国家。我们回顾一下，计入各个国家的数据，不仅包括了提及该国家本身的情况，无论其形式如何（比如，美国可能表达为“United States” “America” “USA”等），还包括提及该国家内所有地方的情况。在美国出版的书籍中，按效应量计算，变化最大的是对英国的关注。在总提及量中，英国从战前的近16%下降到战后的9%。法国和比利时也下降了很多，摩纳哥亦然。[24]奥地利和德国也下降了，但降幅略小。这一结果与以下说法相一致，即欧洲地区在战后美国小说中的影响普遍弱于20世纪上半叶，这也许反映了一个更大的转向——欧洲愈发不是文化影响力强大的中心了，亦愈发不是向美国移民的中心了。1945年后，除了美国，重要性增强的国家包括越南、日本、中国、波兰、墨西哥和伊朗。请注意，这些国家并非在1945年后一定变得很重要，这是肯定的：战后提到的地方中只有约1%在墨西哥或日本，不到0.3%是在伊朗。但相对于战前，对这些国家的关注度都已经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了。

就所观察到的1945年前后在美国出版的文献的这些变化，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战争或冲突看来是文学地理注意力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在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中，有许多是1945年后跟美国有过重大或持续的紧张局势的国家。[25]在排名下降的国家中，作为美国友邦和盟国的欧洲国家下降幅度一般比前轴心国或俄罗斯[26]大。第二，1945年后关注度提升的国家数比关注度降低的多。换句话说，战后美国的文学地理注意力在国际上的分布比战前分散了一些。

20世纪下半叶，以1989年为分界，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美国的地位上升，西欧对美国作家而言重要性下降（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都下降了），俄罗斯在1989年后地位也下降了，而中国和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都上升了。越南上升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也是如此（伊拉克的上升统计显著性不够，但是效应量很大，约为0.7）。1989年后，美国文学界在地理上似乎再次重新分配了它的注意力，其重新分配的方式大致反映了国家对外政治投资的变化。21世纪初的经济地位变化，特别是除中国以外的金砖国家的崛起，似乎与文学的关注度关联不强，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27]

美国情况的方方面面亦体现于英国文学中，尽管时有细节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有关两国不同的殖民历史的情况。1900年至2009年期间在英国出版的书籍中，1945年后对英国、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的关注逐渐减少。战后的几十年中，获得关注的是美国和包括尼日利亚和牙买加在内的去殖民化国家，以及新成立的以色列。[28]1945年至2009年之间，同样以1989年为分界点，趋势则有些难以解读，统计显著性也很低，尽管效应量仍然是中等到高等的水平。法国、比利时、俄罗斯、意大利和瑞士的地名使用频率都有所下降（后两者低于统计显著性水平），而英国曾经的殖民属地基本上没有出现在排名靠前的名单中，仅有巴基斯坦和牙买加例外（这两个国家的地名在绝对使用量较少的背景下，[29]上升幅度很大；效应量d为0.5，但不显著）。

与美国小说不同，英国文学在20世纪下半叶并没有急剧地转向更广泛的地理关注。1989年之后，在英国出版的文本中，获得关注的与不再关注的国家数量差不多。从整个世纪来看，1945年后获得英国文学关注的国家只比不再关注的国家略多。

除了有很少被提及的地点波动幅度很大以外，比利时重要性的下降也许是英国文本中最令人意外之处（1945年后，比利时在美国文学中也大幅下降，但在战后其下降速度放缓了）。这种现象疑与比利时在英国文学想象中扮有双重角色有关：它既是二战的战场，又是20世纪后期欧洲官僚机构所在地。前者似乎是一个比后者更有吸引力的文学主题，故而在1945年后变得不那么突出（例如，提及“佛兰德斯”[Flanders]的情况急剧减少），但要充分解释这一情况，还需进行更多研究。

回到美国的书籍，考察规模小得多的畅销书和声望较高的文学作品，我们发现了若干不同之处。战争和政治对抗仍然是预测文学关注点变化的主要因素，日本、俄罗斯和伊拉克都是1945年后畅销书中上升最多的关注地。总体上看，大部分的上升者都在畅销书中有所体现，这表明战后文学地理关注的多样化。然而，与考察范围为美国小说总体时的情况不同，畅销书对美国地点的关注在20世纪下半叶有所减少，而在英国地点使用上总的来说变化不大。名著，也即那些在重要期刊上获得评论或被提名为主要奖项的作品，更多地转向关注日本和墨西哥，以及波兰和俄罗斯，而对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关注则减少。然而，我们并没有就这些语料库做出明确的结论，因为它们的规模相对较小，产生的数据有噪声，这转而导致效应量较小，统计显著性较低。

以上都是对国家进行总体分析的结果。最后，我们要简要地指出，对个别特殊地名进行类似分析的结果。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的模式是相似的：对欧洲的关注减少，对美国的关注增加，地理分布更广，从以前的冲突地点向新的冲突地点转移。在美国，文学的注意力似乎是随着南部和西部的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在英国文学中，“非洲”“加勒比”和“东欧”这些区域性词汇都是战后的主要增长点。美国的畅销书和获奖图书的注意力分布模式与其国家总体的结果和美国小说的总体方向相似。特别的是，“非洲”和“墨西哥”（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是1945年后高声望美国小说中上升最快的地理词汇，这符合战后的杰出文学比其他不那么被看好的作品中全球参与的标志更多这一论点。

综合来看，这些结果表明两国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19世纪的英国小说已经具有了一个全球殖民国家的地理多样性。到20世纪初，英国文学开始减少对英国或西欧核心地区的关注，而给予美国更多的笔墨。二战后，这些趋势仍在延续，现在则是在已经多样化了的基础上重新分配其国际关注，并延续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国内关注逐渐降低的趋势。相比之下，我们发现美国文学体系对于二战前的国际关注并不多，而且主要是对欧洲的关注，但在20世纪下半叶，它的国际性明显多样化了。但是，美国并未发生决定性的转向，即没有脱离对美国本身的关注度占优的形势。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随着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从冷战后的高峰下滑，美国小说的前景是否会跟英国的情况一样？这是有可能的。若如此，我们将看到，美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对美国本土总体关注水平下降，并最终走向在地理上呈现出国际多样性的稳定状态。依目前的数据，存在着日益多样化的一些证据，但并不足以表明，在整个美国文学生产体系中，使美国在本国文学中哪怕稍稍失去中心地位的机制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目前所见只是在高声望的书籍中国际性更强，以及2000年以后国内份额大概下降了。

结　论

这里所报告的结果和分析构成了对美国和英国文学地理学的首次大规模历史比较研究。它们共同表明，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美国文学始终比同一时期的英国小说更倾向于关注国内。美国作家在地理上自我关注的稳定性也很惊人：他们在作品中使用国内地点的比例开始就很高，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也很高，迄今仍是如此。这与英国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国小说几乎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都更多地转向外部世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注程度更甚。简而言之，贺拉斯·恩达尔指责美国文学“太孤立，太隔绝”有一定的道理，至少与另一个国家的文学传统相比是这样。

但情况当然要比这复杂。首先，美国文学的注意力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放在了美国以的地方的：三分之一或更多，某些情况下，高达40%—50%。国际关注度本身并不存在一个内在的正确的水平，但在美国文学中，被提及的国际地点数以百万计。人们可能还注意到了，一个适合于较大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国内关注度分析水平，无论人们认为这个数值多少是合适的，都可能高于适合于较小的或同质化程度较高社会的数值。美国不是瑞典，适合一个国家的水平可能并不适合另一个国家。

与当代批评实践和这里提出的部分证据相反，即使我们相信大多数美国小说在其方向和关注点上仍然基本上是投向美国的，也不可忽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即它们对国内的这些关注往往也是通过国际参照物来进行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相比，近几十年来获得声望最高和获得批评关注最多的美国小说也更加面向国际了。虽然美国文学市场的其他角落并非如此，但正是那些最可能加入恩达尔所言的当代“文学大对话”的美国图书，显然越来越具有全球视野。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国际注意力的具体分布，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国内—国外划分时，就会发现20世纪美国文学的注意力在地理分布上变得更加多样化。也就是说，虽然在1900年至2009年期间，美国对境外的关注总量保持相对稳定（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有所下降），但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1945年之后，这些总量恒定的注意力分散到了更多国家上。正如以前的研究所显示的，战争和政治对抗似乎是文学注意力的主要驱动力。传统上文化声望较高的地点（英国、法国、伦敦、巴黎、罗马等）并没有消失，相反，即使到了21世纪，它们仍然经常出现，但它们得到的关注比前几十年要少。

本研究所使用的大型国家文学语料库，是基于不同的国家归属定义构建的，本研究属于首批明确使用这种方法的比较研究。这些不同的国家归属定义包括基于作者身份、出版地点、读者品味和批评实践的定义。我们的目标并非要确定一个所谓的美国或英国文学的最佳或最真实的版本，因为显然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但是，通过对基于合理的不同国籍定义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人员能够识别出那些确实不同（或相同）的特征，因为这些特征可能是取决于人们所强调的国别文学的基础。

尽管数据集的覆盖范围已被纳入考察之列，但仍有重要的限制和值得以后深入研究的东西。目前还不能在美国和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学中使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但这样做并没有基础性的障碍，而且这些发现明显会是有价值的。将美国的文学作品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的文学作品、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将特别有用，因为它们所代表的人口规模、社会复杂性和经济重要性能与英国的情况形成对比，这是很重要的。

目前的语料库也没有捕捉到它们所包括的国家的所有文学产出。除了上文讨论的图书馆语料库的系统性筛除之外，我们在本研究中也没有努力获取在报纸、期刊或其他媒体上发表的文学作品，这些媒体在历史上对主流作家和边缘化作家都是重要的发表渠道。今天的在线出版物也是如此，它们从根本上降低了发表和阅读的门槛，但没有包括在我们的数据中。除了国家归属关系之外，作者身份的其他面向，显然也是值得关注的方面。长篇的非虚构写作（历史、传记、散文等）和短篇的、流动性强的非虚构写作，如报纸文章、小册子和社交媒体帖子，它们的比较历史动态也值得关注。所有这些都是有待探索的领域。

尽管有这些局限性，但本研究认为，与英国的例子相比，美国文学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表现出了偏好国内地点的倾向，而且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偏好相当稳定。不过，总体的稳定性不应掩盖其注意力在国际分布上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与美国对外政治参与的大体特征是一致的。虽然英国文学在地理名称使用分布上一直比较国际化，但它也对20世纪的战争、竞争和非殖民地化政治作出了反应，这是很容易测量出来的。

有了这些结果，我们就不仅对21世纪美国文学研究的批评和文化重新定位在广泛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回应，而且有了一个新的背景，可以用来比较其他国家传统的文学地理、美国和英国作品的其他子集的文学地理，以及未来美国文学作品新方向的文学地理。

“Too Isolated, too Insular”: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World

Matthew Wilkens

Abstract: Are American authors homers? Do they devote too much of their attention to American concerns and settings? Is American literature as a whole different from other national literatures in its degree of self-interest? We attempt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d to address related issues of national literary identity, by exami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geographic usage in more than 100,000 volumes of American, British, and other English-language fiction published between 1850 and 2009. We offer four principal findings: American literature consistently features greater domestic attention than does British literature; American literature is, nevertheless, significantly concerned with global locations; politic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re meaningful drivers of changing literary attention in American and British fiction alike; and prize-nominated books are the only examined subclass of American fiction that has become significantly more international in the decades after World War II, a fact that may account for readers’ unfounded perception of a similar overall shift in American literature.

Keywords: Literary Geography; American Literature; Corpus; American Character; Global Turn; Domestic Attention

（编辑：姜文涛）

注释：

原文信息：Matthew Wilkens, “’Too Isolated, too Insular’: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World,” Journal of Cultural Analytics, vol. 6, 2021, pp. 52-84。翻译及出版已获得作者允许。

[1]恩达尔的评论当时被广泛报道，如美联社的报道、英国《卫报》的追踪报道和《纽约时报》的报道。

[2]在美国现代语文学会文献索引中，除了恩达尔自己的一篇文章外，与诺贝尔奖有关的文献没有一处引用了恩达尔的话。

[3]Wai Chee Dimock, Through Other Continents: American Literature across Deep Ti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3.

[4]Caroline F. Levander, Robert S. Levine eds., Hemispheric American Studi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7; Rachel Adams, Continental Divides: Remapping the Cultures of North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5]Paul Giles, The Global Remapping of America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Caren Irr, Toward the Geopolitical Novel: U.S. Fic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aul Jay, Global Matters: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Literary Stud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Bruce Robbins, “The Worlding of the American Nove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096-1106.

[6]文学文本的量化地理分析案例有： David Cooper, Christopher Donaldson, Patricia Murrieta-Flores eds., Literary Mapping in the Digital Age,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6; David Cooper, Ian N Gregory, “Mapping the English Lake District: A Literary GI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36, no. 1, 2011, pp. 89-108; Elizabeth F. Evans, Matthew Wilkens, “Nation, Ethnicity, and the Geography of British Fiction, 1880-1940,” Journal of Cultural Analytics, 2018, DOI:10.22148/16.024; Ryan Heuser, Franco Moretti, Erik Steiner, “The Emotions of London,” Pamphlets of the Stanford Literary Lab,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2016; Matthew Wilkens,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of Civil War-Era American Fictio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vol. 25, no. 4, 2013, pp. 803-840.

[7]关于该方法的细节，请见Evans and Wilkens的文章以及该文的补充代码。请注意，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使用的预测小说概率的阈值比较低（0.5），而在本文中，已经提高到0.8。这就使得我们现在排除了一些我们不太相信主要是叙事性小说的书目。关于小说和非虚构叙事性文本中地理名称使用的系统性差异的讨论，请参见该文的链接文章。

[8]和以前的研究一样，在所有案例中我们使用的都是当今（2019年左右）的国家边界。对于美国的语料库而言，这意味着，所指的国内地点有极小一部分，在原作品出版时并非美国控制之下的地点或领土。也可以认为，把建国前领土处理为国内地点是不准确的，这个比例稍微更大一些（约1%）。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换另一种处理方法都不会对本文的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9]除了注释6所引的资源之外，还请参见Cameron Blevins对此缜密的讨论：Cameron Blevins, “Space, Nation, and the Triumph of Region: A View of the World from Houst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101, no. 1, 2014, pp. 122-147。

[10]更多信息请见本文的补充代码，以及Ted Underwood, Distant Horizons: Digital Evidence and Literary Change, chapter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Elizabeth Evans, Matthew Wilkens, “Nation, Ethnicity, and the Geography,” 2018; Matthew Wilkens,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pp. 803-840。关于Hathi数据库中文体的分类，请见Ted Underwood, Boris Capitanu, Peter Organisciak, Sayan Bhattacharyya, Loretta Auvil, Colleen Fallaw, J. Stephen Downie, 2015,“Word Frequencies in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1700-1922 (0.2)”，及仍在进行中的相关研究。 Hathi小说语料库（ Hathi Fiction Corpora）的概览，请见Ted Underwood, Patrick Kimitus, Jessica Witte, “NovelTM Datasets for English-Language Fiction, 1700-2009,” Journal of Cultural Analytics, 2020。美国作家小说的畅销书榜和获奖提名榜，请见Richard Jean So and Teddy Roland文章中由公开记录整理而来的资料。Hathi PS中则包括了少量的（<1%）加拿大作家的作品。

[11]作者国籍的确定遵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准则，该准则以公认的学术用途为基础。在研究实践中，在所考察的大部分时期里，有困难的案例都比较少，但是这并没有减少个别情况中潜在的复杂性。

[12]除去了作者国际未知或不明的图书。

[13]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值是经过调整的、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美元计算。美国GDP份额相对于其他九个主要经济体计算。关于GDP统计的具体方法，参见Wilkens, “Perpetual Fifties,” pp.181-202。数据来自The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version 2013, Bolt, J., J. L. van Zanden, 2014；亦见：“The Maddison Project: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7,no. 3, 2014, pp. 627-651.

[14]Matthew Wilkens, “The Perpetual Fifties of American Fiction,” eds. Mitchum Huehls, Rachel Greenwald-Smith, Neoliberalism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ultu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6, pp. 181-202.

[15]英国国内地点是指那些属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现今边界内的地点。所谓的本土国家（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级行政单位。举例来说，出于我们研究的目的，“不列颠”（ Britain）、“联合王国”（ UK）、“英格兰”（ England）和“威尔士”（ Wales）都被算作是英国（ British）国内的地方。而所有前英国殖民地则都被算作非英国地区，即使它们在那本书出版时处于英国统治之下。总的来说，英国文学中提到的“英国”（ Britian）和英格兰境内的地点明显多于提到英国的其他地点和（在概念上或历史上）与英国相关连的其他地点。关于前英国殖民地的地位，见Evans、 Wilkens的文章以及其中的参考资料。

[16]由Janice Radway、 Priya Joshi等人进行的接受导向的图书史研究，在微观和中观范围内都被证明是有价值的，并可能在未来向整个市场范围进行有益的延伸。对出版业更严格的商业导向研究是很有用的，但往往不强调读者的问题，如Albert Greco, Clara Rodríguez, Robert M. Wharton, The Culture and Commerce of Publishing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美国图书馆协会于1892年通过的座右铭是“以最少的花费，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好的阅读”。关于图书馆员的历史实践和他们自定的“文化使徒”角色，参见： Dee Garrison, Apostles of Culture: The Public Librarian and American Society, 1876-1920,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Lynne Tatlock et al., “Crossing Over: Gendered Reading Formations at the Muncie Public Library, 1891-1902,” Journal of Cultural Analytics, 2018。

[18]关于畅销书和大片在美国出版业的角色，参见Joel Waldfogel, Digital Renaissance: What Data and Economics Tell Us about the Future of Popular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Alan Sorensen, “Bestseller Lists and Product Variety,”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vol. 55, no. 4, 2007, pp. 715-738； Greco, Rodríguez, Wharton, The Culture and Commerce of Publishing, 2006。

[19]关于文学声望的学术文献太多，无法一一引用。因此，我仅特别鸣谢James English在这方面的深刻评论，以及他在The Economy of Prestige: Prizes, Award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Valu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发表的重要研究。关于使用有关文学声望的大规模定量数据的尝试，尤见Mark Algee-Hewitt et al., “Canon/Archive: Large-Scale Dynamics in the Literary Field,” Stanford Literary Lab, January, 2016； J. D. Porter, “Popularity/Prestige: A New Canon,” Stanford Literary Lab, October 29,2018； Underwood, Distant Horizons, chapter 3, 2019。

[20]图8中直接反映的是与对国际关注度的上升相对的另一面，即对国内关注度的下降。

[21]要量化这一趋势的话，则在1945年至2009年期间，美国获奖小说中国内地点的比例每年减少约0.3%（ p=0.02），也就是总体上超过10个百分点。

[22]关于布克奖和1980年后英国小说的地理扩张之间的关系，尤见Kara Donnelly, “The Booker Prize: Literature, Britain, and the World, 1968-1999,”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15和 Graham Huggan, “Prizing ‘Othernes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ooker,” Studies in the Novel, vol. 29, no. 3, 1997, pp.412- 433.

[23]关于冲突与文学地理学的规模研究，同上参见Wilkens, “Geographic,” pp. 803-840和Wilkens, “Perpetual,” pp. 181-202。

[24]除非另有说明，在应用Bejamini-Hochberg程序解释多重比较后，所有结果都在（调整后）p<0.05水平上显著。调整的细节和结果的表格见补充代码。

[25]我们可以进一步注意到，在过去的75年里，跟美国有过某种形式的紧张或对抗关系的国家名单确实很长。

[26]本研究使用的是2019年的俄罗斯边界。所提及的位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地点被分配到其现今的国家。我们将提到“苏联”（Soviet Union）的例子归到俄罗斯，并尽可能地将苏联时期的地名翻译对应到现今的俄语地名。

[27]Wilkens, “Perpetual,” pp. 181-202.

[28]以色列在美国小说中，关注度也有所上升，但是它在上升者的名单上比较靠后，这可能是由于在21世纪上半叶，在宗教主题的美国小说中更普遍地使用了《圣经》中的地点。

[29]约占所有提及次数的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