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的古典文献人才培养：以南开大学文学院为例

作者：冯大建 / 南开大学文学院 张昊苏 / 南开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学与文献  

冯大建 / 南开大学文学院

张昊苏 / 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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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人工智能+新文科”视野下，亟需将数字化时代的新技术应用于古典文献人才的培养。在本科教学阶段应注重运用数字化、数据化手段帮助学生对古典文献建立更全面、多元的理解，培养其数字人文意识及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文章介绍笔者近期教学中的两类实际案例。一类是开发有助于古典文献人才培养的教学软件，以“中国古典文献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软件”为代表，旨在引导学生通过版本要素识记实验、文献提要订误实验、文献提要撰写实验，以数据化思维观察古籍版本书影，熟练掌握古籍基本知识，并具备撰写古籍提要的能力。一类是在文献学相关课程的教学与论文写作指导中，通过具体“出题”与“示范”，提升学生“搜商”，对文献的丰富性具备更全面的认识，并培养其文献考据研究的能力。

关键词：数字人文　古典文献　虚拟仿真　人才培养　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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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思路与已有成果

古典文献虽然是一门传统学问，但是在“人工智能+新文科”视野下，文献的整理、研究、传播等问题，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如何将数字化时代的新技术融入到古典文献学的教研工作中，培养能够在新时代游刃有余的古典文献人才，并在教学相长中找到新的学术突破方向，在当下已属热点问题，学界也已有诸多讨论，但适合广泛推行、实践的普遍路径或许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笔者近年来对这些问题极感兴趣，正尝试与教研室中研究方向相近的同道合作，并发挥本院的优势，积累数字化时代古典文献人才培养案例，探索有效教学方案。笔者所供职的南开大学文学院，亦非常重视“e时代”对古典文献研究带来的变化，实行了诸多举措，希望将前沿议题和最新动态引入日常教学中，并已有若干成功尝试。

目前，业已独立开发用于教学与本科教学辅助的地理信息系统，可供学生在修习文学史相关主干课程时，结合作家全集、年谱等基础材料之细读，整理作家行踪并形成可视化的路线、人物图谱，如玄奘行踪图、王维行踪图、汪曾祺行踪图等，从而引导学生从时间、地理、社会关系诸角度关注文学活动，使之对作为社会活动的文学现象有更全面的观照。

此外，还鼓励学生自拟题目、组建团队，体验古代文学—文化的可视化实践。该类项目依托“服务学习：新人文创新实践”校级通识选修课程，由来自不同学科的同学合作完成。在教学活动中注重指导学生运用数字化、数据化手段，细致观察分析文学活动，标注原始文献，从而对文学现象形成更多元的理解与把握，进而提升其发现问题的能力，并逐渐培育学生数字人文的意识与素养。最近正在开展并比较突出的项目如“追寻诗人的足迹：杜甫诗歌的地理元素统计”“南开大学《诗经》植物地图”等，两个项目均由低年级本科生合作完成，研究方法均是以原典阅读为基础，对研究对象详加统计、标注与实地考察，在达到基础性学术训练目标后，进一步发现学术问题及探索可视化呈现方式。还有一些计划或将在后续开展、完善。如在2021年“时代经纬：迈向新文科的数字人文”第三届中国数字人文大会期间，张昊苏、吕相漪（冯大建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参与了大会“曹雪芹卒年相关问题研究”议题的研讨小组，相关阶段性成果曾在大会“青年沙龙”报告。[1]在研习过程中，参与者就“曹雪芹卒年”这一问题，用思维导图的模式梳理代表性研究的不同立论，并以流程探索的形式来呈现三种说法的推理形式，经与研习营同仁合作，初步开发了“曹雪芹卒年相关问题探究”网页流程图。该系统仍处在设计阶段，正式运行之后，或能在数字工具的辅助下，尝试探索一种新的文献综述呈现形式，有利于一般读者、研究者迅速进入该研究领域，并有助于探索文史考据新的“经营模式”。

约言之，笔者希望尽可能开发、运用现有数字人文工具，结合实际教学需要和学生兴趣方向，以尽量全面地培养古典文献人才的基础能力，拓宽其学术视野。

本文主要介绍笔者在近期教学中的实际案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开发有助于古典文献人才培养的教学软件。一类是在文献学相关课程的教学与论文写作指导中，提升古典文献方向本科生“搜商”的教学路径。

二、古典文献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软件开发

在古典文献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讲授古籍基础知识，理想的状态是能够让学生大量接触、阅读古籍，最好是能够在图书馆古籍部使用善本授课，以便学生建立直观认识。但以本院实际情况为例，在操作中面临的常见困难是：

1. 实际教学条件的限制

文学院处于南开大学老校区，图书馆古籍部位于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两校区间隔车程约一小时，学生课业负担普遍较重，学习的时间成本较高。而且，图书馆古籍部能够接纳的同学也有数量限制。只有少数学生、小班教学的情况下，也许能够出于兴趣驱动偶一为之，且在疫情期间更加不易开展。

2. 教学效果的有限性

常见的传统课堂教学方式是，教师在课上讲授古籍载体、形制、版式的基本知识，并对应地展示古籍书影图像，条件较好的还可携带部分个人收藏令学生传阅，以便学生对古籍知识建立直观感受。但限于传统课堂形式，能够让学生接触到的文献数量、占用的课时长度都相对有限，多数学生只停留在概念识记阶段，距离灵活运用还有较大距离。

古典文献学，尤其是版本目录学，不能仅停留在了解课本基本知识，而是需要经验的长期积累。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中指出，学习版本时：“现成的体系要看要听，同时自己也得像构成体系的研究者一样去实践。去接触原书，另外也要和构成体系者一样直接去接受前人在鉴别版本上的成果，看一定数量的参考书。”[2]“看原书则比看电视、电影更真切……什么都不看则万万不行。”[3]从笔者的教学、考察经验来看，修习过相关课程，并不代表能够熟练掌握相关知识，能够在个人研究中灵活运用的就为数更少了。

从当下的古籍文献环境来看，善本图录、善本仿真再造等出版工作相当兴盛繁荣，且网络上有诸多古籍善本高清书影，足以为古典文献学习提供优越机遇。

但当下流行的文献学、版本学教材，多数编纂时间较早，限于当时的出版条件很难向学生提供足够丰富、高清的书影资源，有的开列的参考资料也稍嫌过时或不易寻求。如何将现有资源运用到课程教学中，探索出数字化时代的一套学习模式，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摸索。

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与部分同道合作设计、开发了“中国古典文献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软件”（试运行）。该实验软件现为单机运行模式，旨在配合古典文献学相关课程，引导学生在虚拟化环境中，直观、快捷地对珍贵古籍进行观察、阅览，并设计多种实验锻炼提升学生的文献提要写作能力。软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主体部分：（一）文献学基础知识；（二）版本要素识记实验；（三）文献提要订误实验；（四）文献提要撰写实验。前两部分的知识介绍部分，与传统文献学教材的对接程度较高，但增加了练习题环节。学生需逐一完成学习，并正确回答练习题后，才能进入后续实验环节。其中，对“版本要素识记实验”，笔者结合常见的古籍版式，设计了虚拟的古籍页面（图1）。

图1 虚拟古籍页面

此处并未直接使用现实存在的古书，而是采用虚拟古籍界面，是旨在尽量让一张书页中能够尽可能多地展示知识信息，便于学习。

学生点击标注文字时，可以查看到相关知识信息，并继续学习。在后续开发中，考虑达到如下实践效果更强的目标：学生根据给出的版式描述，在电脑上制作符合要求的古籍页面。

“文献提要订误实验”和“文献提要撰写实验”旨在锻炼学生阅读、撰写古籍提要的能力。学生往往因缺乏实践经验，没有办法批判性地细致阅读现有目录提要，有时无法准确理解不同体例目录的差异性著录方式，亦常常被他人著录的疏失所误导。故而，本系统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实验。

“文献提要订误实验”向学生提供古籍高清书影，要求学生结合所给出的、合乎著录规则但内容不全的提要信息，加以增补、删除或订正。一方面要求学生了解古籍版式著录的基本规范、要素，另一方面也要求学生仔细阅读古籍书影，以完成订误工作。本软件目前参考了书格网[4]的基本著录方式，并在此基础上略作微调，主要包括以下字段：书名；卷数；目录；刊印信息；作者信息；批校题跋者信息；行款版式；序跋信息；钤印信息；收藏来源；其他（较为重要但难以归入上述字段中的，如插图情况、刻工信息、避讳字、缺页等，每书情况不同）。（见图2）

图2 文献提要订误实验

屏幕左方为书影资源，学生可通过点击鼠标、键盘方向键或输入具体跳转页码等方式翻页。右侧则是诸多可编辑的文本框，学生可对已给出的信息加以订误、补充，完成后提交。

在熟练掌握著录规则的基础上，学生可进一步练习“文献提要撰写实验”。该实验不再有原始给出的参考著录，所有信息均为空白，除要求学生依照给出的著录规则，独立完成全部信息著录外，还单独设计了空白区域，供有余力的学生查阅该版本的研究现状和其他相关版本，撰写更详细的、具有一定研究性的提要文字。

学生在系统中的各项工作均可导出为PDF格式的文档，提交为供教师批阅的课程实验报告（图3）。

图3 虚拟仿真实验课程报告

经初步试用，该软件对于学生运用数据化视角学习文献知识、观察古典文献版本具有一定促进作用。接下来即将结合本院文献学相关课程的教学设计开展试运行，并不断继续丰富题库。

三、论文写作训练

笔者供职的南开大学文学院设置了“虚拟教研室”并开展“青年教师工作坊”。不同学科的教师在交流中普遍认为，本科生需要提升“搜商”，才能真正掌握学习方法。[5]

即使是基础较好的学生，也往往只是对个人兴趣方向、研究范围内的文献具备比较好的知识基础，而对看上去关系较远的知识缺乏认识。如，笔者较多指导明清小说、清代文学等方向的论文撰写，学生常见的问题是，对于相关的重要文学文献尚能把握，但对于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及近现代某些相关的学术资料，缺乏查阅的意识和训练。类似，在论文综述过程中，多数学生对于简体中文文献把握较为到位，但对于港台、海外研究成果有时缺乏关注意识。事实上，有些基础知识扎实的学生是具备相关知识背景的，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却没有从脑中“提取”出这些研究思路。

当然，没有必要苛责学生（即使是有经验的研究者也常常会遗漏掉某些信息），但这却提示笔者，培养古典文献人才时需要触类旁通，重要的是查阅资料、思考问题的方法。“教学相长”，这种“没有标准答案”甚至“没有答案”的教学、研究过程有时可以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H同学在研究周春（1729—1815）《阅红楼梦随笔》，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研究重点放在评述该书所涉及的“张侯家事说”，旨在探讨其红学史意义。但笔者建议，同时应该关注相关文献问题，尝试锻炼“e考据”的能力。其中，该书的早期流传有一小“悬案”。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记载本书：“其书亦未出版，原写本现藏吴迂氏。”[6]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亦云：“浙人吴君伯迂，淹雅富收藏，所居署为‘万华盦’。其家传有《阅红楼梦笔记》一巨册，为其乡前辈周松霭先生手书原本。”[7]历来红学家对这一问题语焉不详，只据寿、黄二氏之说，认吴伯迂为浙江人，在周绍良《〈阅红楼梦随笔〉跋》[8]笔下，则直接解读为今存“吴伯迂藏本”。从常见文献检索，不论是“吴伯迂”抑或“吴迂”“万华盦”等关键词都难以找到更多有效信息。但考虑到：（1）吴伯迂是“淹雅富收藏”者，即他可能在收藏界有名气，或有可能在某些文物上存有手迹、印鉴；（2）今存周春《阅红楼梦随笔》是其好友吴骞（海宁人，1733—1813）拜经楼抄本，吴伯迂有无可能与之存在某些关联性？

经从这一角度在互联网及相关书籍中检索浙江名贤文物信息（尤其是吴骞相关文物），发现浙江博物馆藏《拜经楼遗墨》，系将吴骞手书《戒子却寿》诗及八叶山水合装之册，此册即吴伯迂之旧藏，且后有吴氏好友金兆蕃（1869—1951）、表兄朱彭寿（1869—1951）两跋，均明确指出吴伯迂为吴骞之四世从孙，尽心收罗吴骞手泽遗物，“可见吴伯迂以吴骞后人身份，尽心搜罗拜经楼旧物，又精于鉴藏，其论断应属可靠。而《阅红楼梦随笔》一书，也确实通过吴骞家族向外流传，并保存至今”。[9]

此外，还有一个具备方法意义的“错进错出”式研究。

图4 张彭春题签的《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扉页

南开大学图书馆今藏有一册英文版《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10]（索书号：G40-05/T398，图4）。在2018至2019年间，笔者所在的“别有中华”研究团队搜集资料、翻译该书为中文时，曾请多位校史研究专家、老校友代为查找上款“士彦”相关信息，尤其是此人是否南开校友或与南开相关，当时并无所获，故初步推测此人可能是南开校友亲属，未必是知名人物。因本年恰好是张彭春（1892—1957）诞辰130周年纪念，又与多位同道提及这一话题，并向指导的部分学生布置了这一题目——如何从“开局一张图”，想到尽可能多的“探案”思路？

多数学生比较容易想到的思路是，从张彭春的经历、交游，和“学友”题署，找姓名、身份相关者；从“士彦”之名出发找同名人物；从本书的递藏和早期著录找相关线索等。但从上述常见思路出发，初步检索时并未发现相关信息。

R同学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南开校友中有一位“吴世彦”，1918年就读南开中学时，曾在张彭春的指导下参演现代戏剧史上那部著名的《新村正》，[11]后来他又就读南开大学商科，并担任天津校友分会执行委员，考虑到时人名字常用同音字替代，“士彦”有无可能是“世彦”之别署？核查后发现，吴世彦字轶凡，毕业后入职天津德士古火油公司（Texaco），在列名撰写的《美商天津德士古火油公司三十年掠夺纪实》一文中，提及“至1951年该行结束后始离职”。[12]从概率来看，此人不太可能是张彭春赠书的“士彦”。这一分析本可到此为止，但为慎重起见，张伯苓研究会的高鹏博士以Wu Shih-Yen为关键词继续搜索英文信息，意外发现了另一位同样拼写，但姓名不同的Wu Shih-Yen，他于1988年始担任南开大学客座教授的学者，英文网页中对其履历、身份有详细介绍。由此回查中文文献，基本上梳理清楚了此人基本信息，及其与南开学校、张彭春的渊源。

武士彦（Shih-Yen Wu，1929—2017），其父系裕华银行总经理武渭清（Frederick Wai-Ching Wu），为孔祥熙麾下的得力干将，也是铭贤学校的校友、校董。铭贤学校（1907—1951）是民国时期在山西颇有声望的私立学校，是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委托孔祥熙所创——欧柏林大学本就是教会学校，孔氏又长期兼任太原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故铭贤亦具有教会背景。铭贤学校旨在“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人才”，包含大、中、小学，办学方式与南开系列学校不乏相似之处，与南开亦渊源甚深。[13]武士彦于1951年赴美，就读于欧柏林学院（学士，1954）。他从张彭春处获赠此书，可能与这些背景密切相关。[14]武士彦博士毕业（美国西北大学，1961）后，曾任爱荷华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并于1988年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聘为客座教授，此书盖亦随之捐回国内。

上述推论遗漏的一个信息点是，武士彦1941—1947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同时具有校友身份。因笔者之前询问时并未直接寓目相关文献，只是托人检索，故遗漏了这一最为重要的直接材料，根据确定姓名“武士彦”回查后发现了具体信息。假如直接从校友名录中发现这一信息的话，就不必采取如此迂回曲折的方式展开探索了。

不过，这也给参与者相应的方法提示——一是，考据过程当然有简洁、繁冗之不同，但以结果为导向的话，往往也是“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有时在“歧路”上“竭泽而渔”，也有可能不经意间回归正确的答案。二是，鉴于现有文献环境、检索功能还存在一定局限，现有电子数据只能部分地提供参考答案。再考虑到研究者个人也常常有所疏失，尽量扩充思路，提升“搜商”并开启“头脑风暴”是尤为重要的。使用某一检索词并未发现线索，不代表相关信息未被电子化，而可能需要运用更加巧妙的方式逼近目标——“大胆的假设”也许有误，但通过“小心的求证”，也有助于找到更多研究线索。这种“超链接”式的研究过程同时也有助于学生理解数字人文的丰富性。

以上两个小“悬案”，在“出题”之初只是希望学生开展“头脑风暴”，尽量尝试思考搜索信息的可能性，但在提供“参考答案”的过程中却有意外之发现，距离“标准答案”或能更进一步。

高鹏博士的《南开校钟新探·德国篇》[15]等文章还展示了通过图像资料研究历史问题的新方法。南开大学旧校钟，由德国克虏伯公司铸造，光绪七年（1881）运抵天津，初被李鸿章施舍给天津海光寺，后归南开大学（约1930），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后，据说被日军在塘沽装船（约1940—1942间），此后不知所踪。

《南开校钟新探·德国篇》通过对大钟旧照片（图5）的分析考察，对钟前四名男性身高进行假设，由此推算大钟的高、广口径范围，并结合当时铸钟制造工艺，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运用理工科相关知识、方法研究历史图像、名物，应成为新世代文献学研习者关注的问题。从理工科视角来看，这一研究或许并非特别“新”，但应用于文科研究环境中并解决相关问题，则是有意义的。

图5 南开大学校钟旧照片

实际上，“e考据”的名称、理论建构或许还有争议，但当下的“考据”必然与“e”结合，则似乎不会再有争议。同理，培养新世代的古典文献研究人才，尤其应该重点提升其数字人文素养。文献环境正处在极速发展之中，教师虽然是比较有经验的研究者，但同样有必要不断在与学生的交流中更新思维，在寻找更适合的人才培养之途时，自己关心的问题也许同时能够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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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Cultiv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the Digital Age: A Case Study of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of Nankai University

Feng Dajian, Zhang Haosu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new liberal arts”, it is urgent to apply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digital age to the cultiv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talents. In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stage, we should focus on using digital and data-based means to help students establish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e understanding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cultivate their awareness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ability to discover and solve problem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wo types of practical cases from the author’s recent teaching. One is to develop teaching software that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talents, represented by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software”, which aims to guide students through the version element recognition experiment, the literature summary error correction experiment, and the literature summary writing experiment , observe ancient book editions with data-based thinking,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of ancient books,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write ancient book summaries. One is in the teaching of philology-related courses and the guidance of thesis writing, through specific “questions” and “demonstration”, to improve students’ “searching business”,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ichness of literature, and to cultivate their literature textual research. research ability.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Classical Literature; Virtual Simul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School of Literature of Nankai University

（编辑：许可）

注释：

[1]两个报告题目分别是《曹雪芹卒年研究综述与可视化呈现》（张昊苏主讲）和《〈四松堂集〉数据可视化与曹雪芹卒年问题探析》（吕相漪、张文棋合作），纪要见张昊苏、吕相漪、张文棋：《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再研究》，《数字人文》2022年，待刊。

[2]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3]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232页。

[4]https://new.shuge.org/.

[5]南开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工作坊第二期：《如何有效提升学生古籍“搜商”》，2021年5月24日。张昊苏：《机遇与困局之间：数字人文背景下有关古籍“搜商”的教学笔记》，《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1年7月13日。

[6]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6页。

[7]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

[8]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8—254页。

[9]张昊苏、胡阳：《被低估的“张侯家事说”：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及其朋友圈》，《澎湃新闻·翻书党》2021年5月1日。

[10]Chang Poling, There Is Another China: Essays and Articles For Chang Poling of Nankai, eds. P. C. Changet al.,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48.

[11]崔国良、崔红编：《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0页。

[12]郭幼丹、吴轶凡、周希篯：《美商天津德士古火油公司三十年掠夺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8页。

[13]张伯苓：《致铭贤学校校长函》，见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428页。曾担任铭贤学校代校长的梅贻宝（1900—1997，梅贻琦之弟）即南开中学1918届校友。至于张伯苓与孔祥熙的关系，更是久为学界所熟知了。

[14]其时，张彭春已退休家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纳特莱城（Nutley, New Jersey）。因该城距离纽约颇近，车程不过半小时，笔者曾推测这可能是在纽约参加南开校友活动时之赠书，但目前并未发现证据。

[15]高鹏：《南开校钟新探·德国篇》，《张伯苓研究》2021年第22期。